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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家，新中国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和会计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葛家澍先生，于2013年11月25日3时40分安详辞世，享年93岁。
葛家澍教授1921年3月出生于江苏兴化，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系，获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厦门大学成立经济学院，他出任首任院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学）第一、第二届成员（1982—1990年），是新中国首批硕士生、博士生导师。
葛家澍教授一生历经磨难。青少年求学期间，学习用功，但由于战争、生活所迫，面临无书可读之境。葛家澍教授求学之心强烈，历经颠沛流离、甚至冒生命之险的求学之路后，最终进入厦门大学会计系继续学业。在艰苦的求学过程中，心无旁骛，遍览学校图书馆所有专业书籍和会计杂志，积累了深厚的专业基础。
葛家澍教授是一名执着求真、勇于创新、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他一生潜心学术研究，刻苦钻研、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成名之后，他也从不停止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真正做到自我超越。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老校长王亚南的鼓励下，葛家澍教授和年轻同事组成研究小组，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学术问题，潜心科研，并逐渐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1956年起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逐渐形成了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的观点，这成为当时新中国会计领域摆脱前苏联影响、形成中国会计理论的标志，葛家澍教授也因此被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顾准先生赞为“资金运动学派”的创始人。
文化革命带给中国人深重的灾难与负担，包括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把社会科学变成语录与口号。文革后，百业待兴，但长期极左思想给学术研究造成的思想藩篱，严重阻碍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包括学术界的正常科研究。在这一背景下，葛家澍教授于1978年4月厦门大学校庆的科学讨论会上，报告了“必须提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一文，用翔实的学术资料、缜密的逻辑分析与讨论，层层递进，得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否定借贷记账法就是割裂会计发展的历史。这篇论文之后在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刊物上发表，在学术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我国会计实务全面恢复借贷记账法，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被誉为“打响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同样的，葛家澍教授1981年的论文“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继承性，会计学是没有国界的，“公认会计原则”等西方会计理论，同样可以为我所用。这篇论文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从标签化转向科学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可磨灭。
葛家澍教授一直到93岁高龄，仍然笔耕不缀。自80年代起，先后在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公认会计原则及其演变、物价变动会计与公允价值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话题上，孜孜以求，追踪国际前沿，立足中国现实，通过大量的论文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在很长时期里引领会计研究的方向。
在“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中，葛家澍教授就提出，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同样可以为我所用；之后，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会计原则的演变、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等论文。这些文章，推动了我国会计界科学、严肃地研究会计原则的进程；他作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原则和会计理论专业委员会主要召集人之一、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等，参与并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应邀担任高等院校第一批文科通编教材《会计学基础》主编起，葛家澍教授先后编写了近20部教材，其中有两部会计学入门教材发行量都超过一百万册。这些教材为新中国会计的普及与推广，居功至伟。
作为新中国会计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和拓荒者，葛家澍教授创造了多项第一，包括60年代招收全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第一个审计学博士、第一个经济学（会计学）女博士、第一个来自台湾的博士生、指导了第一个会计学博士后等。在他的领导下，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在多次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名列所有经济学科第一，为我国高素质会计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葛家澍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级、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教委的奖励，包括：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89）；国家教委授予优秀教学成果奖（1989）；国务院第一批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厦门大学首届南强奖特等奖（1985）；厦门大学首届南强杰出贡献奖（2013）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将他的名字收录作为辞条（这是该辞典收录的唯一一位会计学家）。
葛家澍教授不仅在治学上是楷模，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也堪称典范。平时非常关心学生的个人生活；教育学生不仅传授以知识，更注重对学生治学作风、为人品德的培养；鼓励学生能够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全面拓展个人潜能与综合素质，真正成为一名各方面素质健全、人格完善的合格人才。所有经常接触葛家澍教授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他包容的心境而折服，也深刻体会到长者禅意般的为人境界。葛家澍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勇于创新的学术思想、率先垂范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情操、宽厚慈爱的长者风范为我们年轻一代树立了人生的典范，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厦门大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变新中国会计发展进程的人
——葛家澍会计思想综述
葛粉飘香[1]
以1949年之后的会计研究为起点，葛家澍教授到目前为止发表的论文超过200篇，出版教材近20部，其中，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的教材三部（主编两部，合作编写一部）；葛老师还出版各类专著十余部。葛老师的研究成果，与新中国会计事业发展同步，对新中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影响深远，比如，葛老师教材通过他的教材，影响到数代会计人；葛老师作为中国会计教育的直接推动者和先行者，对中国会计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贡献巨大。下面的介绍，只是集中在葛老师的会计研究和会计思想，将分别四个不同阶段，对中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
一、以资金运动论为核心的会计对象理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 ，决定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只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借鉴原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作为既服务于微观经济管理又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信息的会计，其管理体制、技术方法以及相应的会计教材 ，也只能学习“苏联经验”。相应地，当时的理论讨论以苏联专家马卡洛夫的“会计具有阶级性”的看法作为结论而“一锤定音”，从而也完成了会计制度和会计教材改革前的舆论准备 ，在之后一段时期里，中国的大学逐渐放弃了1949年之前的、来自于美国的会计教科书，转而采用前苏联的教科书，以及相应对会计的各种认识；同样，实务中也全面搬用前苏联的会计制度。
在这一大背景下，葛家澍教授于1954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文章，提出与苏联专家不同的看法；1956年发表的“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明确提出社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量的方面是会计对象，并尝试以此来构建相应的会计方法；在经过一段时期争论之后，1961年，葛家澍教授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会计对象的再认识”，首次明确提出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从而标志着系统、严密的“资金运动”理论的初步形成，并成为会计理论界关于会计对象的主流观点。已故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顾准赞之为 “资金运动学派”。葛老师也因为这一理论及随后关于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的研究成果，被经济理论界所认同。
在资金运动理论提出之前，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得我国的会计制度以及相应的会计理论都全面照搬苏联的做法，无论是当时的会计制度，还是相应教科书的编写等，缺乏有效的理论基础，制度散乱、冗长，教科书也是一种对制度的介绍与陈述。“资金运动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会计理论研究中首先产生的、不同于苏联专家的学术思想，它成为之后数十年间中国会计教科书的主流观点，也为之后中国会计制度的修订，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在此之后的会计制度修订，也大大精炼了之前冗长、零乱的制度与科目，形成了真正与当时中国实践相一致的会计制度。从对会计对象问题的认识起 ，中国会计界开始探索现实的 、与 中国经济环境相符的会计理论。可以说，“资金运动论”是中国特色会计理论的滥觞。
将会计对象表述为“资金运动”，并进一步具体化为静态和动态 ，为我国 长期所奉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会计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较好地解释了“专款专用”财务体制下会计问题的处理 ；以资金运动论的静态和动态表现形式为基础 ，可以较好地解释会计上的资金平衡表 、利润表 、成本表及相互间的联系 ，从而 为会计教材的编写 ，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理论 。
在今天、充分享受学术自由的年轻学子看来，这最多只是葛家澍教授个人学术的一次“闪光点”，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之处。况且，这一思想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重要性已经降低了。但是，如果将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5、60年代，“因言获罪”，是高悬在学者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敢于提出不同于当时权威的前苏联专家的观点，不仅需要学术智慧，还需要相应的学术勇气。包括当时葛老师主编的教育部统编教材《会计基础知识》以及与杨纪琬、娄尔行、赵玉珉、吴诚之等合作编写的教材《会计原理》（他们当时住在财政部招待所，被戏称为“翰林院编修”），在包括会计对象、会计属性的处理上，通过采用插入小字的方式，介绍葛家澍教授的观点。葛家澍教授一度在厦门大学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对阶级斗争”，与此不无关联；也正因为此，葛家澍教授才有机会被顾准赞为“资金运动学派”。
二、会计属性的讨论：从记账方法到会计准则
1951年，《新会计》杂志掀起一场关于会计理论基础的讨论，之后，在前苏联专家的强势介入下，会计的阶级属性成为当时学术界主导性观点。在当时《会计原理》教材编写过程中，受之前于光远主持召开座谈会的影响，在葛家澍教授的提议和坚持下，《会计原理》一书对会计阶级性的讨论，用小字加方框形式，添加关于技术性和社会性的观点。这一尝试，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鲜见同跻。当然，在文化革命之后，包括记帐方法、会计理论等在内，都被贬为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的，即便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借贷记账法，也受到批评与否定，认为其过于抽象、繁杂，人们甚至一度否定了借贷记帐法，推出包括增减记帐法在内的多个所谓“自己的方法”。
1976年之后，社会从政治斗争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经济建设，会计的作用日益凸显。当时的教材对会计方法的介绍，主要以所谓“社会主义的”记帐方法（增加记帐法、收付记帐法等）为主，会计学科处于停滞与倒退的局面 。换言之，尽管动乱结束为会计理论发展带来新局面，但会计界对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视为“禁区”，如记帐方法中的借贷记帐法 、西方财务会计理论 (包括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理论能否为我所用) 等等 。正是在这一特定环境下，葛家澍教授于1978年4月份在厦门大学校庆的科学讨论会上，报告了 “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通过追溯记帐方法产生的历史、传播路径，以及记帐符号、复式簿记原理的讨论与分析，提出“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强加在借贷记账法身上的种种罪名不能成立”；否定借贷记帐法，实际上是割裂了会计发展的历史，拒绝学习和吸取外国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不纠正这种错误，对于努力提高我国会计工作水平……妨碍很大。该文后刊登于当年的《中国经济问题》上。
“名誉”一文的发表，在当时会计学术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被誉为打响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原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郭森麒语）。从时间顺序来看，早于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刊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的记帐方法讨论，逐渐趋于平息，学术界普遍认定会计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也正是这种讨论与思想解放，直接推动了1980年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废止增减记帐法，全面恢复采用借贷记帐法。
如果说，记帐方法的阶级性讨论，因为其技术性特征明显，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那么，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会计理论是否有阶级性，是否存在属于“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准则），“社会主义的”会计理论是否显著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这在当时又是另外一个“禁区”，甚至可以说是更深层的、难以逾越的“禁区”。经过近30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控制，当时思想界对可能与资本主义沾边的任何内容，都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当时讨论会计原则的论文，将社会主义、阶级性、群众路线等作为会计原则的一部分，强调阶级性是社会主义会计的三大原则之一，并进一步将阶级性细分为政策性、群众性等。也就是说，经过借贷记帐法属性的讨论，会计圈已经对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达成共识，但往前一步：会计理论、会计原则等是否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特征，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股份制、上市公司很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会计界如何讨论并制订相应的会计原（准）则？
1981年4月，厦门大学60周年校庆科学讨论会上，葛家澍教授报告了“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之后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这篇文章开篇就提出，“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继承性”，认为区分“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实际上否定了会计学科的继承性；“公认会计原则”是对财务会计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经过严密的讨论之后，葛家澍教授提出会计是“没有国界的”。在该文的直接推动和大量学者的努力下，逐渐地，会计原则的研究趋于学术化，那些所谓阶级性、群众性等的标签，也逐渐退出学术讨论。
上述两篇论文对1978年之后中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正常学术论文评价的范畴。按照标准的学术论文评价，引用率等会成为主要标准，鉴于中国相当长时期里文献的引证不规范，我们很难全面观察到“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和“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的引用情况，但是，它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为之后全面深化会计改革、制定并执行会计准则，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很显然，如果没有会计理论继承性、会计无国界、会计原则没有所谓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就很难想像会有后来包括引入会计准则在内的多层次会计改革。尽管这一系列会计改革，并不能归之为一篇或两篇论文、一个或两个人的贡献，但是，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葛家澍教授这两篇论文的推动，至少在会计领域，这一进程到来的速度会放慢。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改变我国会计发展进程的两篇文献。
——有力地推动中国会计学术研究逐步且迅速地从政治化、标签化，转向学术化、科学化。由于中国长时期的政治高压与思想控制，上个时期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很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方法、范式上不同于西方，且主要研究导向也要强调诸如阶级性、政治性、群众性等等。如果遵从这种逻辑与范式，中国会计研究的非科学化特征，还要延续更长一段时间。但我们看到的是，尽管“继承性”一文发表之后，还陆续有一些论文提到阶级性等特征，但这种非科学化层面的因素逐步让位给理性、科学的学术研究。
会计理论无阶级性的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80年代初关于会计定义的讨论。当会计被定义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它的潜在理论依据，同样还是会计无阶级性、无国界。也只有如此，作为“舶来品”的“经济信息系统”，才能同样可以定义中国的会计。
三、会计准则与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
在解决了记帐方法、会计理论的阶级性争论之后，会计界的核心研究话题就是会计准则，以及支撑会计准则研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葛家澍教授上个世纪8、9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对这一领域同样起到引导与推动作用。
早在“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中，葛家澍教授就用相当长的篇幅，讨论“公认会计原则”的产生与股份公司这一复杂的经济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因为会计选择余地的存在，主观随意性会损害会计信息质量，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矛盾，因此，一套得到公认的会计政策选择标准，就有必要。葛家澍教授还针对几条最基本的会计原则，逐条分析它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适应性，提出中国同样要继承“公认会计原则”的内容。
由于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执行统一会计制度。经过30年的实践，到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会计准则都很陌生，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至少，它距离当时中国的实践应该很远。因此，当葛家澍教授致力于研究会计准则与公认会计原则，并发表了一系列与会计准则相关的论文，如关于通货膨胀会计、稳健原则、国际会计与国际会计准则等。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准则与会计理论研究组1989年1月所召开的会计准则专题讨论会，在娄尔行教授、阎达五教授和葛家澍教授等的共同推动下，会计准则不仅成为中国会计理论界一个主要研究话题，它还直接推动了财政部成立专门工作组，研究并最终于1992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由此开启了中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应用的实践。
与会计准则研究相关联的话题就是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葛家澍教授和娄尔行教授、常勋教授等在我国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葛教授发表系列论文和专著，讨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等，如，1984年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的“美国财务会计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评介《财务会计概念公告》1-3号”。1987年发表在《财会通讯》第10~12期上、题为“八十年代美国的财务会计”，是他给当时研究生讲授会计理论专题讲稿的一部分，主要讨论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制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对会计准则制订的影响，以及未来会计可能出现的动向。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了解、兴趣和研究，除了当时包括娄尔行教授、常勋教授等对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原文翻译外，就是这种介绍、评论、分析与讨论性论文。
葛家澍教授还长期跟踪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上海会计》1993年分两期刊发了葛家澍教授另一份研究生会计理论专题讲稿“九十年代企业财务报告的发展趋势”，评价了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最新进展及其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可能影响；1997年在《会计研究》上发表的“基本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中国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如何充分借鉴、吸收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给出分析与讨论。在葛家澍教授和同行的推动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为中国会计界所普遍关注、熟悉的研究话题。
葛家澍教授一直持续关注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包括之后诸如高质量会计准则、综合业绩报告等等。这一系列的研究，还丰富了当时起步不久的会计研究生教育、会计教材的编写。
四、公允价值：一个持续数十年的研究话题
葛家澍教授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早在1981年，他就带领学生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公开发表了多篇关于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论文，如“通货膨胀与公认会计原则”（《中国经济问题》，1982年）、“西方财务会计的一个新领域——通货膨胀会计”（《财会通讯》，1984年3~5期）、“涉外会计制度与稳健原则”（《会计研究》，1989）等；同时，还出版社多本相关著作，如《通货膨胀会计》（1985）、《物价变动会计》（1991，与曲晓辉教授合作）等。正是在这些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葛家澍教授从90年代起，就持续关注公允价值的争论，并引领国内学术界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使之成为一个在规范与市政两个层面得到相对较广泛的研究话题。
促使葛家澍教授关注公允价值问题的讨论，除了上述物价变动与相应的会计问题外，衍生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创新）也是影响因素之一。1995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论文“略论金融工具创新及其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从创新金融工具及其特性讨论介入，提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与公允价值问题。之后，在“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和不确定性”一文（《会计研究》，1996）中，针对这三个财务会计中何时确认、如何计量的难题，提出公允价值计量的讨论。之后的系列，通过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展开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包括跟踪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关于公允价值等的变化，通过他的理论功底，消化、吸收，并给出相应的评价和讨论，提出公允价值在会计确认与计量理论框架中的作用，以及实务中对公允价值的采用对策等。特别是2000年之后在《会计研究》上发表的多篇关于公允价值讨论的论文，有多篇引用超过200篇次（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这可以直接看到他对我国研究公允价值的推动作用。
按照葛家澍教授在“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开篇的话，会计理论是继承性的。一个今天看来简单、直白的观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包括葛家澍教授在内的一批学者，通过大量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等逐步确立的。饮水思源，我们今天在充分享受科学研究自由的时候，需要向包括葛家澍教授在内的一批学术前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