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学会2015年环境资源会计学术年会于2015年9月26日在吉林财经大学顺利召开。中国会计学会周守华常务副秘书长、吉林财经大学张越杰副校长、吉林财政厅候克兴处长、中国会计学会环境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我国环境资源会计领域的专家学者近70人参加了年会。通过大会报告、分组研讨、论文交流、优秀论文评选四个环节，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下的环境资源管理及诸多问题各抒己见、献言献策。围绕政府、企业基于环境资源的价值管理，专家学者们从环境会计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环境资源管理的理论拓展、环境管理措施的有效实施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紧张、有序、卓有成效的交流，形成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方法。

   一、概念之争论：环境资产及负债

从会计思想及核心概念发展的角度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世忠教授所介绍，四柱平衡是指相邻时期之间同一核算对象数量增减结存平衡，分类二分平衡是指对同一客观对象从两个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核算并且分类核算之后的汇总数相等。作为会计（Accounting）的分支之一，环境会计（Environmental Accounting）的信息生成必然遵循上述的平衡逻辑。然而，如何在基于环境资源的价值管理中逻辑自洽地界定环境资产和负债？却存在不同的观点。北京大学王立彦教授通过统计与会计视角的比对指出，从国民的资产理念出发存在存在财富的统计核算问题，而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则存在“会计-审计-问责”的问题。他认为在“UN-SEEC”之下我国国家统计局所采用的资产账户本质上是一张统计量变动表，未涉及负债，难以实现问责的功能；而微观会计中的“资产-负债=净资产”存在有时为正值、有时为负值的问题。王教授通过转换“资产-负债=净资产”，界定“负债=资产原值-净资产值”，结合净资产的历史最高值、平均值、目标值，王教授认为该负债内涵将有助于“环境问责”的实现。中国环境规划院蒋洪强主任则重点从国民经济统计视角阐述了在绿色GDP2.0的编制中基于GDP1.0对于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的考虑，并认为环境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统计应该采用“期初+本期=期末”的逻辑，而负债因与其对应未作列示。对于环境资源的管理，环境资产应该包括哪些能够创造价值且易于控制的资源？专家们因为观测维度的不同看法各异，兰州商学院周一虹教授在《大气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探索》中认为，可以多地点同步且有效地对大气容量、污染物浓度进行观测，因而可以对大气资源资产进行核算，并依据净值实施领导干部离任时的问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袁广达教授采用二个会计基本恒等式论述了企业“独立式环境会计报告”的各个要素的具体内容，并认为资源资产应该分为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资源资产。以上概念之争源于不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对“环境资源”的观察、观测范围的不同，这种差异不仅引起上述概念及核算逻辑的多样化选择，而且会进一步引起研究者对价值管理的反思，使得解释经济资源的传统理论呈现出新的进展。

   二、理论之拓展：论证经济及制度

会计理论解释或预测的内容主要涉及会计核算的对象及其行为方式。经济社会发展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会计及相关经济管理理论探析对象的多样性。实践中，会计主体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事业单位、亦可以是政府、等等，加之不同主体所具有的差异化价值判断，便形成了不同主体对利润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的倾向性选择。然而，由于各类主体行为的路径依赖和受政治文化背景约束等原因，逐一探索、建构各个经济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和行为方式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杨世忠教授遵循“问题导向”原则，指出在“以资为本”向“以民为本”的转向中环境会计核算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会计主体问题。因为“现代公司制企业是以资为本、追逐资本增值的经济组织，其制度设计的先天基因决定了其不可能从全体人民的厉害关系出发来统筹考虑环境责任的承担问题”，杨教授认为环境会计的主体尤其是宏观环境会计主体只能由人民政府来担当，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宽口径的环境成本核算。王立彦和周一虹正是从政府这一会计主体出发，分别详尽阐述了县级、市级干部离任审计时必须分类核准其应被问责的自然资源资产、大气资源资产，不过分类核算领导负责的环境资源时，王教授强调了“实物量优先”原则，而周教授则指出了“价值量”的重要性。南京理工大学的徐光华和沈戈从“公司文化导向与融合”的视角研究发现，企业慈善捐赠与避税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政治关系的提升会使得企业的文化存在“社会责任感导向”现象。显然，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其环境及社会责任行为受到了所处政治环境的影响。天津理工大学李虹教授则关注了外部制度、内部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共同作用，针对2009-2014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受制度环境影响的内部控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同时，西南财经大学的吉利教授和苏朦的研究发现企业实施外部成本内在化的动机在于“合规性的目的而非经济利益的驱动”，即企业所属省域的监管力度影响着企业的环境保护投资。围绕《把中国特色环境会计研究落到实处》这一主题，年会上张以宽、方宇教授进一步认为应以“天人合一整体观”为指导，在文化制度背景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经济活动中各类主体的“利益”、“责任”给予定位、疏导，以实现环境会计在经济、社会、政治治理中的有效性。与上述研究不同，年会上中南大学的肖序教授在前期“生命周期视角”、“作业单元分析”、“物质流量核算”的综合研究之上进步考察了“产业簇群”中“实物与价值”的流转及相应的控制问题，这一研究也使得单一会计主体的环境责任履行更加具有“开放性”，同时“落地”地解决了个体企业环境责任的可控性问题。与该研究相似的逻辑出现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李博博士的研究中，他们初步尝试将“京津冀碳排放问题”放在省域合作框架下，通过会计治理给予针对性的解决。此外，厦门大学吴红军副教授通过分析性研究发现企业主体间的成本差异、政府目标设定的变动性将会均衡决定碳排放的市场价格，而且差异越大、波动越强市场价格越高。

三、方法之应用：业绩披露及评价

在环境管理基本概念界定、相关经济社会理论分析之后，如何全面、具体而有效地识别、评判各个会计主体的环境管理举措及业绩是环境管理控制的关键性任务。东北财经大学的张先治教授和李静波的研究指出，在考虑到所有的约束条件时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具有统一性，基于环境会计的管理控制活动可以构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微观基础，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基于环境会计的多维度管理控制系统建设将是企业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现实选择。然而，多维度环境管理控制的开展需要系统的环境业绩评价、而系统的环境业绩评价则需要全面而具体的环境业绩披露做保证，年会上专家学者们就上述问题给予了多视角的解答。在环境资源管理的业绩披露方面，华北电力大学的张妍副教授全面分了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状况，分行业的初步统计发现重污染行业对于“碳信息披露项目”的回应率较低、部分重污染企业的收益披露已经呈现“货币形式”等，研究对于进一步考察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动因、方式、后果等具有基础性的借鉴作用。针对环境业绩评价问题，南京理工大学温素彬教授研究认为，可以借鉴三棱镜评价体系，从战略、流程、能力三个方面构建“变权”的“环境绩效综合评价模型”。而西南科技大学蒋葵教授则借鉴“三E”审计的理念尝试构建了环境指标与财务指标相结合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马文超博士后通过对“宝钢”和“鞍钢”的案例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环境管理和自愿性环境披露是对环境管理政策和省域环境竞争水平的反应，同时企业在决策中也遵循了边际成本分析。吉林财经大学的王艳龙副教授在“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框架下，对企业生态效率评价进行了初步思考，吉林财经大学的刘静教授则围绕“碳审计发展的‘恶性循环’”论证了“法规—实务—关注—人才”闭环传导下碳减排管理中评价重心。重庆理工大学的王海兵教授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结合下审计评价问题。此外，武汉纺织大学的胥朝阳教授在《印染业环境成本控制研究》中结合印染业特定的生产环节、工艺流程提出了环境成本控制的分类和措施，研究使得印染业企业环境资源管理的业绩评价更加具有针对性。

综上所述，本次学术年会对环境资源管理中的基本概念、逻辑框架、具体举措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年会的圆满召开不仅实现了环境会计知识的交流与创新，而且为我国进入新常态后的环境管理实践提供了关键性的政策与技术支持。国家和企业层面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环境业绩信息的透明度提升和有效利用，企业在基于环境资源的价值管理中结合中国制度背景实施更加“落地”的转型和发展，相关工作将是新常态下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计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之一。正如周守华教授所指出，“会计功能正在从财富计量、价值创造、引导社会资源流动和分配的经济发展功能，进一步演化为促进政治文明和推动生态建设的社会进步功能”。在年会和历次环境会计年会的成果之上，如何在“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五大发展理念中发挥环境会计的基础性作用？将是中国会计学会环境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会计领域专家学者、关注环境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在今后需要持续给予重点关注和解答的命题。

会议代表对卢相君教授、于晓红教授带领吉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师生为本次大会提供的全力支持和热情周到服务表示感谢。

会议决定，2016年环境资源会计学术年会计划于12月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举办。张劲松教授代表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向全国环境资源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发出了热情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