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8日下午， “财务会计”专题研讨活动在黄海饭店2楼华东庄园厅举行。在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孙铮教授和厦门大学杜兴强教授主持下，与会代表就提交的六篇论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吴东辉副教授，吴教授做了题为《Political tie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of China: Evidence on loss recognition timeliness》的报告。报告主要研究了政治关系如何影响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问题。研究指出，在国有企业中，由于高层管理者多是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员，会存在企业最大化目标与政府目标之间的冲突，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干预的现象严重，势必会降低企业财务报告的稳健性，并且这一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就此吴教授作了解释，在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企业经营状况较好具有丰富的经济资源，政府更有动机干预企业来获取资源。论文借助Basu 模型进行实证了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系会使企业财务报告稳健性降低，而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这种现象的结论，经济发达地区政治干预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背景以及地方政府发展程度是影响中国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三个主要因素。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殷枫副教授认为，论文选题有趣，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富有创造性，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首先，论文遵循由现象到理论再到现象的思路，循循善诱，逻辑性较强；其次，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合理，值得借鉴；再者，文章的研究结论之一“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地区政府干预降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现象较为显著”十分新颖，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同时，殷枫老师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包括政府干预与政府关联的关系，政府关联的衡量问题以及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是否真的比无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更容易贷到款等，最后，殷枫副教授指出，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不同，政治关联指标可以进一步完善和细分。
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盛明泉教授做了题为《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的报告。他首先基于金融稳定的视角，分析会计计量方法对资产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尤其是会计计量所导致的资产价格的额外波动；其次，构建了会计计量方法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分析框架，着重论述了金融机构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不同的权衡机制；最后，盛教授认为相关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沟通、会计计量方法选择与金融发展的适应性以及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配套政策是会计计量和金融稳定协调发展路径的主要内容。湖南商学院会计学院院长朱开悉教授在点评时认为，盛教授的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从金融稳定的视角分析会计计量方法对资产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会计计量方法选择以及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配套政策，构建了会计计量方法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并指出在公允价值的适用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争议，值得进一步商榷。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殷枫副教授做了《政治关联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吗？——基于深市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的报告。该报告以我国2004-2005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非金融类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主要分析了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下这种影响是否仍然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联企业比无政治关联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低；在金融发展水平高、法制健全的地区，政治关联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效应显著降低。重庆大学辛清泉副教授指出，文章讨论的两个相关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不仅丰富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关联与公司行为领域的文献，而且为政治关联与制度环境的交互效应提供了补充证据。辛教授还提出了一些文章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在理论方面，可能首先需要在讨论中国制度环境下提供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的成本和效益的前提下，再分析政治关联对信息披露成本和效益的影响；在实证设计方面，关于深交所信息披露类别，可以做一些更详细的背景介绍；信息披露的四个类别可以做更详细的描述性统计；在多元回归表格中，可以报告一些模型参数指标，以使论文更加完善。
上海财经大学叶建芳副教授做了题为《企业生命周期、债权治理和资产减值》的报告。报告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这一视角，采用了Dickinson（2007）提出的基于整个现金流组合信息构建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了企业盈余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之后，研究企业生命周期、债权治理与资产减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成熟期相比，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较少，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后期，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较多，说明企业的资产减值政策基本符合企业生命周期的规律；债权治理的作用与企业的资产减值计提正相关，并且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后期，债权治理作用会更强，体现了债权人对于企业会计政策的重要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常璟博士认为本文研究视角新颖，富有创造性，并对生命周期的可逆性是否会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计量界定等问题提出质疑。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余怒涛副教授做了题为《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治理强度和盈余质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评价》的报告，他将公司治理分解为公司治理强度和公司治理效率两个维度，考察不同治理效率和不同治理强度情况下盈余质量的变化。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治理强度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效率高的样本组与公司治理效率低的样本组相比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在控制了公司治理强度变量后，治理效率高的公司均比治理效率低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在公司治理效率较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的强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在公司治理效率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公司治理的强度将有助于提升盈余质量。石河子大学的刘嫦副教授认为，论文选题独特，对于文中区分了公司治理的效率与公司治理强度表示十分认同，建议作者可进一步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周华教授在《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规则：问题与可能解》的报告中指出，银行监管机构和会计立法机构围绕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规则一直存有争议，这导致实务操作陷入困惑。次贷危机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所推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是否会成为解决纷争的锦囊妙计，业界目前对此持观望态度。通过回溯分析美国金融市场上近二十年的激烈论证不难发现，公认会计原则和银行监管规则均存在议论偏差。因此，预期损失模型无论对于会计立法还是对于银行监管均无大用。严格区分会计规则和金融监管规则并分别予以改进，是完善会计法规和改进银行监管的治本之策。山东工商学院的梁星教授认为，周华教授的报告观点独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规则方面银行监管机构和会计立法机构存在的争议给实务操作带来很大障碍，对此观点表示非常赞同，建议周华教授进一步研究贷款“度”的问题以增强论文的应用性。
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