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财务会计”专题研讨纪要
2010年6月29日上午，大会分组学术交流第三分会场“财务会计”专题讨论在黄海饭店二楼华东庄园厅举行，在湖南大学会计学院谢诗芬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周华教授主持下，与会代表就提交的六篇论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石河子大学的刘嫦副教授，刘教授做了题为《产权特征、过度负债和会计稳健性研究》的报告。论文主要从控股股东掏空视角下研究了控股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对会计稳健性程度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公司产权特征、银企关系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我国2004—2006年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了集中股权结构下公司过度负债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公司过度负债程度和会计稳健性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二是集中股权结构下公司的过度负债行为加大了控股股东和债权人的代理冲突，进而使得债权人相应地提高了稳健性会计信息的需求；三是公司的产权性质、银企关系进一步影响着过度负债和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集中股权结构下很难依靠中小股东的力量来治理会计信息问题，债权人参与会计信息治理是一个更为可行的途径。因此，如何发挥债权人的治理优势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上海财经大学叶建芳副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简单点评，她认为现有文献多是从股权治理角度来探讨公司治理问题，而刘教授从债权治理角度论述，视角新颖，论题很有意义，并进一步指出文章可对过度负债、企业关系紧密型和疏散型等概念做进一步的界定。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王志伟老师做了题为《公允价值计量研究——基于国美电器并购永乐电器的案例分析》的报告。论文研究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问题。通过研究国美电器并购永乐电器的案例发现，并购商誉的计量受到了公司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文中案例虽无直接证据表明商誉的计量影响到国美的公司价值，但是结果表明国美所选的商誉计量方法没有能够充分估计企业的潜在风险。中国海洋大学张波博士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论文结合案例来研究公允价值，视角独特，较有新意；其次，作者对公允价值的内涵和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文献回顾较为全面；再者，论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张波博士提出了两点建议，指出并购价值的确定侧重于整体价值的调整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还应进一步考虑其严谨性。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高敬忠做了题为《公司诉讼风险与管理层盈余预告披露方式选择——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的报告。该报告利用2004年1季度-2007年4季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诉讼风险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披露精确性、及时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面临诉讼风险的增大，管理层所选择预告披露方式的精确性、及时性都随之降低并倾向于相对乐观；在考虑预告消息的性质后，发现面对不同性质的消息，随着诉讼风险增大，管理层仍会选择更不精确、不及时及有态度倾向的盈余预告披露方式。并且，对坏消息的盈余预告比好消息盈余预告采用更不精确、更趋于乐观的披露方式。建议监管部门出台相应政策，降低高质量盈余预告的诉讼风险和成本，并对故意误导投资者的低质量的盈余预告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实现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共赢及盈余预告制度设置的初衷。中国海洋大学王元月教授对高老师的文章进行了点评，王教授首先对这篇报告给予了肯定，他认为论文选题新颖；假设提出合理，说服力较强；学术观点较为突出，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对后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随后，王教授也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作者可对文中细节再仔细斟酌，比如多元线性回归的拟合优度是否欠佳，在论述上应更深入细致些；第二，作者可进一步做对比分析，静动结合效果应该更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仓勇涛做了题为《分析师跟进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研究》的报告。报告以我国沪、深股市2003—2006年有分析师跟进的A股上市公司共计1902个观测值为实证研究的样本，考察了分析师跟进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在以线上项目Jones模型（1991）计量出的操纵性应计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时，作者发现分析师跟进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有一个显著正向的关系，这一结论支持了分析师跟进对公司管理层形成的压力效应假说。在以线下项目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衡量指标时，发现分析师跟进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有一个显著为负的关系，这一结论支持了分析师跟进对公司管理层形成的监督效应假说。通过对这两种盈余管理手段的性质及其与分析师发挥作用的影响分析，论文认为分析师发挥监督作用与管理层盈余管理手段的可识别程度有关，可识别程度越高，分析师跟进就越能发挥监督作用。清华大学陈运森博士对文章进行了深入点评，他认为，文章贡献在于区分了可识别程度，在这以前的文献中关注较少，陈博士指出文中假设的提出较为突兀，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加强逻辑推理可以使文章更加严谨合理。其次，文中数据样本缺失；在实证结果部分，盈余管理与公司业绩关系与主题不符。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会计学院萬惠山博士做了题为《DOES INCORPORATING NON-LINEARITY INTO DISCRETIONARY ACCRUAL MODELS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对比了四个模型（ Jones Model、 Modified Jones Model、Performance Matched Model、Modified Forward-Looking Model）在发现盈余管理方面的有效性。结论表明Jones Model、Modified Jones Model、Performance Matched Model的非线性模型以及Modified Forward-Looking Model的线性模型在发现盈余管理方面具有显著有效性。浙江工商大学曾爱民老师做了深入点评，他认为，文章选择的视角独特，将财务重述的公司与无财务重述的公司进行对比研究，整个实证研究设计精巧，研究范式标准，值得大陆学者学习。同时曾老师指出样本的同质性以及重述公司与无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最后，清华大学陈运森博士在《企业声誉重要吗？基于银行借款的经验证据》一文中指出，声誉作为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长期重复博弈的重要机制，在企业日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上市公司因违法违规而被监管机构披露和处罚来衡量企业声誉受损，从反面检验了声誉在企业--银行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声誉受损后获得的银行借款增量减少，借款成本上升；与声誉未受损公司相比，声誉受损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增量较低，借款成本更高。此外，声誉不仅直接影响银行借款政策，还通过改变银行跟企业稳定的“业绩--银行借款”关系来间接发挥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环境的差异也会影响声誉作用的发挥。声誉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了合约的制定和执行，企业必须注重声誉的积累，从而节约各种交易成本。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余怒涛副教授进行了点评，余教授认为论文选题较为新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一篇较为严谨规范的实证研究论文，论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并认为在我国的银企关系中，政治关系可能是影响银行借贷能力和借贷成本的重要因素，也可能是影响企业是否会受到处罚的重要因素，建议作者对这一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能会使文章增色不少。
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编
